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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，既然工业、商业，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，等同于吊毛没干，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？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，自由竞争、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？

    只要管好农业这个“唯一产生价值”、“一切价值之母”的东西，只要只收农业税，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，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、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。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，工业、商业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，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，工业资本家、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、专门为地主，这还不高尚？

    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，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。

    这个讽刺，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既然说，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，是正确的、大义的、有利于社稷的、国富的、民强的、武功卓越的……

    那么，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，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、为了江山社稷、为了万千百姓、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。我努力，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我是为了陛下江山、为了万千黎民、为了国富民强，含泪赚钱。

    我雇佣雇工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生产、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、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……当然我赚到了钱，但这只是副产物，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……

    这样，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。

    也就使得新兴阶层，获得了“大义”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种“大义”的获得，需要一整套的论证。

    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开篇第一句：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，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。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，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，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。

    而之后的展开，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：新兴阶层的力量，已经发展起来了；封建贵族势力，却依旧把持着政治；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、专营制度等，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。

    于是，之后的展开，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，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，层层论证，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、重商主义是错误的、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。

    而刘钰，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。

    但之后的展开，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：新兴阶层的力量，发展的还不够强大；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，还有疑虑；大顺打赢了一战、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；改革还在继续，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于是，之后的展开，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，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，层层论证，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，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、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大顺……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。甚至说，重商主义，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，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，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。

    正如老马所讽刺的：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，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。

    政治经济学，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。

    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，证明了“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，是多么的重要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没有他们就会崩溃”。

    魁奈的政治经济学，证明了“农业是多么的重要，是唯一的价值来源，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，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，让科尔贝尔滚蛋，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”。

    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，也是类似，证明了“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、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”。

    但实际上，刘钰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。

    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，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。

    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，真要是折腾的话，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，基本大顺就要炸。

    当然，不折腾的话，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，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，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。

    只要大顺先乱了，崩了，改的天怒人怨、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，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，才能浴火重生，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。

    不乱的话，起义都不好起，造反都不好造。为王前驱，那也得有那条件，就现在的情况，兵精粮足，国库充裕，内政安稳，朝堂不乱，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。

    所以此时所立之言，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。

    另一部分，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，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，给他们立下“经”。

    以前，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。

    但，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，有力而无经。

    甚至于，两拨互相制衡的人，用的是同一种经。

    这很正常。用同一种经的人，依旧可以互相对抗。

    正如前些年，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：如果孔孟复生，孔子为主将、孟轲副之，来攻日本，我等儒生将如何？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：哪怕孔孟复生，也干。

    所以，连写经的“圣人“，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“反对”，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？

    现在，刘钰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，为这些人准备经书。

    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，以及义利、标尺、评价体系等。

    目的，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，这群人继续改革，把大顺折腾炸了。

    不折腾，还能多活几年。折腾，炸的就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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