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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，从3变成4、5、6的改变，大顺旧有的一切，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？

    这个，只怕是的。

    刘钰所谓的把新兴阶层、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，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，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潜台词就是：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，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？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？

    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？

    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，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，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必须要灭亡了？

    既然，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，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。

    那么，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，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：唯生产力来评价。

    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、全都好。

    而是，大顺此时这状态，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。

    既如此，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、5、6的问题，也就不是问题。

    而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当然是有目的性的。

    大顺可以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
    这些事，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殖民、垦殖、对外战争、掠夺市场、修铁路、挖矿藏、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——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、上万人的大工场，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，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。

    但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，做成一些事。

    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，那可就多了去了，也没必要一一列举。

    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。

    这个时间点，是刘钰认为，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，大部分已经完成了；而剩下的，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。

    那么，这些年的变革，为什么是对的？

    这才是刘钰想要引导的东西。

    为什么是对的？

    原因可以很多。

    或者说，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
    比如，国库收入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
    比如，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
    比如，南征北战，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，所以是对的。

    等等、等等……

    为什么是对的，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
    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，国民财富的总和，增加了，所以是对的。

    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
    并且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，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，实际上，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
    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，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
    那么，反过来既是说，变革要想正确，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
    这，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
    至少，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，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
    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，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，去做一些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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