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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经济，政治，又是不分家的。

    刘钰听到这些官员们在谈关于经济、工商发展的见解，却笑了笑，摇头道：“今日我倒并不是想说这个，或者说……这个本就不必谈。运河被废之后的诸多问题，已然足以说清楚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也知道，我是少谈义、而多谈利的。”

    “先秦先贤，有人言：交相利。他们也是谈利的，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。”

    “太史公，也是谈利的，所谓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

    “但既说利，或者说，利天下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么，这天下到底该怎么算？”

    “世上，没有变法，能让所有人都受益，至少现在没有。哪怕是技术上的，你做出个更好的东西，便可能叫一些原本从事这事的人无业为生。”

    “仅以山东为例，这些年的变革，可谓是彻底毁了鲁西、鲁北、运河沿岸。但同样的，又肥了胶东、沿海。”

    “所牵连的百姓，两边各有千百万。”

    “既然说，变法有利有弊，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、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，真得有个标准。”

    “在这个标准下，有些变法，是利天下而损一些人；有些变法，是损天下而利一些人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，这个标准该怎么算？”

    “我是不怎么学周礼的，所以这些事就和周礼不同。按照周礼去变法，接近的便好、远离的便坏。”

    “可按照利去变法，有的人得利、有的人受损，那么就算以‘利天下’为正确。那么，又怎么评价那些是利天下、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实损天下呢？”

    “或者说，你们觉得，这些年的变法，利益受损的百姓，从运河到两广，所受损者不下五百万。你们觉得，这些变法，是有利天下的吗？”

    虽然谈利，但大顺毕竟还是个讲传统的王朝。哪怕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，最起码在道理上，那也不能直接说为了充实国库，而是得说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、或者贴近周礼的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大顺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走“托古改制”的道路了。换句话说，修改儒学经典、乱解周礼制度，从而让“变法”获得“贴近圣人”的合法性，已经不太可能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看似刘钰在谈“利”。

    实则，其实是在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，询问一下这些被他潜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顺官员一些事——是否具备了一种隐约的进步的、或者解放生产力的三观评价体系，来评价一些事？

    因为，至少就刘钰这些年做的事，如果想要获得“正确”，那么只能依靠唯生产力的评价标准，才能轮得到一个“对”字。

    既不符合复古儒学、不符合周礼制度、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确、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学体系，那么，怎么才能说这些年的变革是“对”而不是“错”呢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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